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讨论所暴露的问题
一般的政治斗争，包括党内严肃的派别斗争，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们是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进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规律在我们党内目前讨论的发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目前，异己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压力异常沉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党内目前危机。这是我们运动在国际范围内有史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党内空前紧张的气氛标志着原则立场的冲突，这种冲突显然是不可调和的。党内的两个阵营为不同的纲领、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传统而斗争。
是什么原因使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到这种局面？显然不是突然发现的有关领导人个人的不相容，这种小事是冲突的症状，而不是原因。这种深度和范围的冲突，也不能用在组织问题上旧有的意见分歧的激化来合理解释。为了理解危机的真正意义，有必要寻找更深刻的原因。
对于那些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的表现的人来说——这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理解政治的方式——党内危机的基本原因并不难找到。危机表明着我们队伍中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这就是我们从去年9月危机一开始，紧接着苏联-纳粹条约的签订和德国入侵波兰的开始，对危机的定义。更准确地说，我们说这场危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舆论对党的一部分领导层施加压力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对我们党内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不加制约的斗争的阶级分析。
我们不以“保守”和“进步”等抽象的一般术语来界定争论着的派别。我们判断派别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他们所维护的纲领。讨论所揭示的并不是关于纲领应用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经常发生，而且通常具有过渡性的意义——而是试图把一种纲领与另一种纲领对立起来。这就是把党分成两个阵营的原因。自然，我们从讨论一开始用来描述党内两种倾向的这些术语，意为用作定义而不是表述形容。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各色小资产阶级政治家之间的每一次辩论中，都必须重复这一点；他们正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就是用真名称呼他们。
反对派的领导人认为，我们把这个阶级招牌放在他们的派别之上，是令人愤慨的，是一种恶意的派别发明，而他们唯一的冒犯之处只在于他们背弃了苏联，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拒绝保卫它。但我们对这种态度的定义和描述并不感到新鲜。早在沙赫特曼解读托洛茨基而不是伯纳姆的年代，沙赫特曼本人就写道：
极左派对苏联的立场，否认它是工人国家的任何说法，实际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他们无法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阵营、革命和帝国主义的阵营之间做出坚定的选择。
这段引文出自沙赫特曼两年前在《新国际》上写的一篇文章，可以接受它作为反对派联合体及其目前立场的科学定义，只需做一个小小的修正。把他们的立场说成是“极左派”是很不正确的。
过去反对派的领导人按照上述引文的思路写了很多文章，说了很多话。年复一年，在无数的文章、文件、论文和演说中，反对派领导人一直在承诺甚至扬言要保卫苏联——“在危险的时刻，我们会坚守立场！”——但是，当时刻临近的时候，当苏联几乎开始需要这种保卫的时候，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
一般的纲领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方法和传统也是如此。当这一切不再是安宁时期舞文弄墨的主题，而必须是战争时期的行动指南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一切曾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开始发狂似地寻找“新的和新颖的思想”。在第一个半正式的考验中，他们暴露了自己是“和平时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而这种可耻的表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在美帝国主义正式参战之前，就已经在第四国际美国支部内发生了。在反对派的圣经——他们关于《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1]的文件中，我们得到保证说，党的危机“是由战争引起的”。这并不确切。美国还没有正式参战，到目前为止，关于战争条件下会给无产阶级先锋队带来的道德和物质压力，我们只有隐隐约约的暗示。不是战争，而仅仅是战争临近的阴影，就足以使伯纳姆、沙赫特曼和阿本疯狂地奔走。
这些退缩和投降的哲学家平白无故地把自己的恐慌归咎于党，他们表示，读了他们关于党的体制的文件的同志“将从中得出愤世嫉俗或灰心丧气或失败主义的结论”。他们还说：“前途是黑暗的”。而伯纳姆在一份题为《科学与风格》[2]的特别文件中袒露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灵魂。他恶毒得意地宣称——愿望是思想之父——第四国际的垮台。现实情况与这些狼狈不堪的意见截然相反。
在党的无产阶级多数派中，没有一丝悲观主义。相反，人们普遍感到满意的是，党的一部分领导层的叛变及时地暴露出来了，暴露在战争之前，在可以公开地、自由地讨论和打倒它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干部几乎一致地团结起来保卫党和第四国际，他们以激进和不可调和的态度迎接伯纳姆、阿本和沙赫特曼的进攻，这就活生生地证明了我们运动的生命力和不可摧毁性。这对未来是一个好兆头。它给我们信心，即战争的真正考验来临时，它将经得起考验。它使我们有理由作出最乐观的估计，即第四国际不仅会“存活”，而且会在斗争中胜利。
至于“艰难的未来”——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死亡苦痛时期只会产生危机和战争，并在工人组织中，包括在工人先锋队的党内，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从这些“艰难”的情况中，第四国际主义者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华而不实的社会骚动，我们事先预见到了和分析过了，它们创造了被压迫群众在铁的必要性的推动下，必须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和世界重组的条件。只需要一件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先锋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党的纲领。伯纳姆和他的可怜的门徒，前马克思主义者、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提供了一份与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共同之处的纲领。由此产生了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显然是不可调和的，所有其他问题，无论多么重要，都要服从于这种冲突。
在几个月的讨论过程中，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和范围，以至于完全盖过了一切党的体制的问题。如果所有声称的体制错误都是真的，然后乘以十倍，那么，在现在明显地把两个竞争派别分开的原则性分歧面前，整个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反对派的斗争表面上是作为反对“坎农专权”的斗争开始的，是作为对托洛茨基“变化的”立场的辩护，或者无论如何是作为对托洛茨基“变化的”立场的一种预期。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扩展成在我们的纲领、方法和传统等一切问题上与第四国际的根本冲突。
阿本在（1939年10月）全会上投票赞成多数派在俄国问题上的原则性决议，并指责我们编造和夸大分歧，按照他的无原则组合的逻辑，他最后却加入了伯纳姆的修正主义阵营。沙赫特曼在全会上只能被指责为给伯纳姆牵线搭桥，成了他的律师，替他给托洛茨基同志写《公开信》，对党内无产阶级多数派进行最毒辣的攻击，他们使他想起自己的昨天。伯纳姆在他最新的关于《科学与风格》的文件中，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一切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所仇恨的敌人的语言。
这就是在几个月的政治讨论中所暴露出来的。
[1] 见本书附录。
[2] 见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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