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蔡和森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6年2月10日） 说明：蔡和森的这份报告长达六万多字。《中央档案馆丛刊》刊物1987年第2、3期曾刊出。我们只找到第3期。暂题为“第二部分”（仅一万一千多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收此文，仅为摘录（五千多字）。兹将“第二部分”中所无的内容摘出，题为“第一部分（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一部分（摘）我们和鲍［即鲍罗廷。］的关系非常不正常。鲍没有以应有的态度来对待中央委员。他不征求中央的意见，就把某些中央委员调走。例如，在与广州的反革命斗争时，他不考虑中央仅有三人，《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等情况，就把瞿秋白调去作翻译。已向他提出过这一点，可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广州有工作人员。 必须改进与鲍同志的关系。首先，他没有适当地尊重我们党。例如，在国民党改组之前，他曾来上海与陈独秀同志商谈这个问题，可是就在这次谈话中，他甚至没有提到对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却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其次，他擅自指派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政治编辑，这个问题也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总之，对很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他根本不想取得中央的同意。在许多情况下，他需要在北京或上海做某件事情时，宁愿派他的妻子去，也不愿通过中央或与中央一起去做。 广州的反革命失败后，鲍同志稍稍改善了与中央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仍带有外交性质。鲍同志到中国已一年多了，可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党的生活，对待党完全象对待翻译供应机关一样。 在我们与鲍的关系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费问题。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曾决定拨出五十万元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经费。但鲍同志没有说明原因，就扣下这笔款项，因而使得国民党地方组织没有发展的可能。 …… 鲍同志对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使该组织在实际上遭到了破坏。在广州他自己解决问题而不同地方党组织协商。广州区委几个月也不开一次会。因此，中央反对鲍同志的这种行径。他在形式上与个别人——地方的党员有联系。对某些问题，他事先把一些同志叫到他那里进行商讨。因此，地方党组织变成了鲍手里的普通工具。例如，去年鲍在国民党全会上所做的政治形势的估计，是不正确的，遭到中央的反对。鲍竟独自召开广州党组织的大会，他在会上做了报告，并通过了自己的决定。这样一来，就置广州组织于反对中央的立场。再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胡汉民和许崇智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绝对错误的，可是广州组织在鲍的影响下，却坚持认为问题解决得正确。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央没有一点过错，可能我们也有一部分过错。但鲍同志与我们党的联系差，这是事实。当然，我们知道鲍同志在广州担任两个职务：外交职务和党的职务。我们并不是说，这两方面的活动应当分开进行。可是，既然鲍同志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他对党的态度就必须改进。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我们党员的头脑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不安。我们的地方组织也象中央一样，立即加紧进行国民党的工作，而削弱了自己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可以说，全部工作都集中在国民党内。在中央，直接从事我党工作的只有陈同志一人，其他中央委员均被调去做国民党工作，如编辑《新青年》的瞿秋白；被解除《向导》编辑工作的蔡和森，被调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毛泽东（中央组织部主任）和罗章龙被调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我不能谈及其他地方，因为当时与地方组织的联系很差，中央不知道它们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内开始出现右的倾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时，马林同志提出了“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没有被批准，但对党却有很大影响。……在此以后，如湖南省，我们的组织几乎丧失了一切政治意义。一切政治问题均在国民党省党部解决，而不在共产党省委解决。在广州，由于有鲍，这种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国民党改组后，在苏哈洛夫［即陈延年。］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到来之前，广州区委和地委没有开过一次会。一切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集中在国民党内。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可以说，党才开始独立形成起来。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定，1）中央确定某些同志做固定工作；2）被分配做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再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联系。应当指出，鲍同志对这些决定很不满意，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坚持与他作斗争。 …… 来源：《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部分奉系分为两派：1）激进派，主张占领山海关和北京，并把北京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2）保守派，主张宣布满洲独立，暂时仅限于巩固满洲的政权，现在绝不要企图深入中国内地。 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的策略是，等待良机，转入进攻。张学良的谈话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不管奉天人进攻还是防御，我们（奉天人）都需要占领山海关。 国民军如果完全能够决定北京政府的政策，那末（毫无疑问）张作霖现在就会宣布满洲独立。可是北京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在国民军手里，因此，张一方面是防御，另一方面准备打进关内，企图与吴佩孚勾结起来，但不管怎样，张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现在尚未占居首位。 在反奉战争时，直系势力大大加强了。他们直接占领了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江西等省，间接占领了湖南省和山东省的一部分。他们盘踞的地盘包括中国最重要的地方，如最富庶的江苏省、汉阳兵工厂和上海港口等。他们如果再占领了山东省，那末他们的地位就会完全巩固起来。因此，直系派别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现在占居第二位。 在去年十一月，吴佩孚发表通电说，中国人民应消灭中国的一切军事行动，他发表这个通电，是因为在直系派别当中，情况很不顺利，各个将领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直系中最强大的一派是孙传芳，他控制了五个省。吴佩孚自己只是在湖北省有影响。因为个人利益，吴佩孚和孙传芳时常发生争吵。吴佩孚和靠近孙传芳的萧耀南（湖北省督办）也发生这种争吵。但在孙传芳军队的内部，同样也存在着派别。例如孙传芳与陈调元（安徽督办）之间有冲突，方本仁与孙传芳也有冲突。争吵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个人利益，而且也是由于政治观点不同。例如，吴佩孚仍然主张实行宪制改革，而孙传芳则想以五省联合作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基础。吴佩孚打算联张，而孙传芳则联合国民军。现在孙传芳确实尚未实现自己的一切政治企图，但力图与长江流域的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牢固的联系。例如，让有钱的纱厂厂主张謇担任他的政府首领，让其子张孝若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去北京。以前，吴佩孚与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保持了这种联系。而现在几乎位于长江的各个省份都在孙传芳的控制之下。因此，孙有极大的可能截断吴佩孚的这种联系。应当指出，他也极力想与处于帝国主义者影响之下的大资产阶级和买办建立联系。 孙传芳为了对付吴佩孚，派遣了自己的全权代表去广州。而吴佩孚却收留了陈炯明残部，尽管他也秘密地派了他的代表去广州。吴佩孚在战争时不仅企图进攻山东省，而且想进攻河南省，可是这很困难，因为萧耀南完全不支持他的庇护者。 总而言之，可以说直系有两派：1）吴佩孚领导的一派，指望在宪制改革的口号下夺取北京的中央政权，具体希望是想占领河南和山东两省；2）孙传芳领导的一派，指望巩固已经占领的五省，实行联邦制。 国民军由于反奉战争取得了直隶和热河两省，以及山东省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国民军现在占领的地方有：直隶、河南、山西和三个特区：绥远、察哈尔和热河，还有陕西、甘肃、山东的一部分和山海关。在他们地盘内的铁路有：京汉路、京绥路、京奉路、津浦路和陇海路。就作用来说，处于第二位的天津港埠，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但是只有彻底占领山东省后，地位才能巩固。 在政治方面，国民军的情况并不重要。掌握在国民军手中的政府非常软弱无力。应当指出，在战争时，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的策略，比第一军的更加革命，这就说明，为什么社会舆论更多地倾向于第二军和第三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准备支持国民政府的口号，而第一军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群众对冯的态度不好，使得他不得不辞职。他的辞职还表明，国民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如果第二军能够占领山东省，那末它与第一军的冲突必然尖锐起来，因为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不能对冯产生影响。国民党在国民军第一军的影响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里。 在反奉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广州的情况大有好转。广州政府控制了广东和广西两省，并消灭了内部的反动势力。建立党的军队的过程已结束，党的军队在中国西南各省影响很大。 英日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国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英国或是日本，都不能统一中国。吴佩孚和张作霖可能互相勾结起来，因为这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不能消除，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华盛顿会议以后，英美为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联合了起来，但它们对中国的观点并不一致。建立统一的中国，对美国人有利，因为建立巩固的中央政府，使美国资本家有可能扩大其对中国的输入，而这几乎是美国资本家在中国唯一的利益。美国在中国的政策是使全国服从于它的财政力量。因此，美国一向援助中国的资产阶级。但当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不了更大的作用时，美国便仿效英国，依靠中国的某个军阀，以便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联合。英美资产阶级丝毫不会反对吴佩孚和孙传芳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密切结合。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者，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反帝统一战线。因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每次进攻，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进攻，而且也是对苏联的进攻。 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中国这三派主要武装力量，现在已宣布休战，似乎想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宪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三派暂时不能再打下去，他们需要一个短的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训练军队和准备新的战争。这三派完全是独立的。人民群众现在正处于组织阶段。他们在最近这次政治事件中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现在要运用这些经验，要组织起来。今后，中国革命能否击溃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反动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是否能很好地组织起来。 我们（中国共产党——М·Д·）今后的策略应该是：第一，竭尽全力在群众中加强组织工作，现时我们有充分可能这样做，因为这三派尚未联合起来，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镇压；第二，我们应当全力支持国民军中的左派集团，同时，对外界应当支持国民军三个军的统一。为了巩固国民军的政治地位，我们应阻止吴佩孚进攻河南，支持第二军反吴。广州政府应北进，同时，联合中国西南各省，它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指出，只有联合西南各省，广州才能全面进攻吴佩孚，如果广州不进行这种联合，那末吴佩孚自己便要联合它们，我们必须利用直系左右两派之间的一切矛盾。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应当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切矛盾，竭力破坏它们进攻中国的联合战线，同时，应当竭力防止英日建立联盟以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和苏联。我们必须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和统一中国等口号。 4、国民党及其左右两派[20] 5、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整个过程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一中全会。这个时期，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和廖仲恺很左。这时，全体共产党员均加入了国民党，我们的工作也集中到了国民党内，这就使我们的组织工作受到了损害。后来，我们发觉在国民党内出现了右倾的最初迹象。这表现为国民党的某些显要人物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改组国民党。当时，与右翼相对立的左翼尚未出现。就连我们自己对于国民党右派最初的进攻，也很少注意。对于击败右派的工作，做得很少。 第二个时期，从国民党一中全会到上海事件。这个时期，我们尽力纠正自己在第一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极力组织和加强我们的党。此外，我们还弄清了国民党内的左翼和右翼。我们大力地攻击了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和实践，对中派如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施加了压力。我们积极地进行了我们的组织工作，把一切积极的共产党员均派去从事这一工作。但是应当说，左翼当时尚未形成。汪精卫和胡汉民还站在中派的立场上。只有孙中山一人与我们在一起，通过他实行我们的一切措施。在国民党右派的影响下，中派有一段时间猛烈地反对我们，说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想要在国民党中起领导作用，暗中改变国民党的成分。因此，国民党一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问题[21]。这次全会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策略，应该公开，国民党中央之下设一特别情报委员会[22]，凡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均应转告该委员会，中共中央的一切决定均应转告该委员会。可见，他们企图使中共与共产国际通过国民党发生联系，否则国民党自己将加入共产国际。当时国民党队伍里还有一派人说，国民党应当联苏，而不应当联共。最后，全会终于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当然，中共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根本不正确，并通过决议反对设立这种情报委员会。我们曾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说，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因此，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该抗议才致使情报委员会没有成立起来。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孙中山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北上时，代替他的是胡汉民，胡汉民象汪精卫一样，对我们党非常冷淡。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理论和策略。他们特别反对共产党员兼国民党员，并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提出在国民党队伍里的共产党员的命运问题。他们说，国民党的唯一的原则是孙文主义，其他任何学说和理论，对国民党员都毫无意义。在这一点上，汪精卫和胡汉民同意他们的意见。只有廖仲恺维护共产党员。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成立了专门反对我们的青年组织。以戴季陶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右派提议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可是中派认为这件事并不容易，他们提出只限于撤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向我们发起进攻。他们提出以下的措施：1）国民党应令其全体党员重新登记，凡不是孙文主义的拥护者，应一律开除出党；2）国民党的高级机关不容许有共产党员，如果偶然进入高级机关，则必须退出中共；3）必须采取措施，阻挠共产党员在军队里进行工作。 这样一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除廖仲恺以外，就连中派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坏，他们在组织问题和实际问题上都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党面临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还继续与国民党保持某些关系，如果要保持的话，那末究竟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格里郭里同志到中国时，我们与他讨论过一个问题，可否在中国成立第三政党。 第二个时期的总的情况如下：右派分子提出了他们的行动纲领，并使自己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他们对中派施加压力，坚决主张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 第三个时期，从上海事件和廖仲恺被害到最近的中共中央十月全会。在第三个时期，广州发生了以下事件：反动首领刘杨之乱的平定和香港罢工。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左翼。中派领袖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转向左翼。下列的事实促进了这一点：1）廖仲恺与我们的同志一起出版了《革命》杂志，其口号是“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廖仲恺亲自写了指导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是国民党左派。他写道，革命的基础应是群众，即工人和农民，因此，国民党左派的理论和实践应从工农角度出发。2）国民党支持香港罢工。3）左派分子的统一（？——М·Д·），财政的统一，军队的统一。这些措施直接地毁灭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的反动将领，因为没收了右派分子所操纵的一切财源，军队的统一肃清了反动将领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左派的这个政策促使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并与英国人一起策划了谋杀廖仲恺的勾当。廖仲恺逝世后，汪精卫开始表现比较激进，他说，所有的左派分子均应站到他这边来，与右派进行斗争。当戴季陶在二中全会上提议开除共产党员时，他曾倾向于支持戴，但在廖仲恺逝世后，他说，任何一个国民党党员，都不能再当中派，必须确定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在中共中央二中全会上，我们决定只通过左翼与国民党保持联系，不理睬右派。因此，在该决定做出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已不是只整个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而只是与其左翼的联合战线。关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我们中央有两派，一派同志说，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形成，将阻挠我们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将使国共两党产生矛盾。早在五月，当中派跟着戴季陶走的时候，这些同志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在廖仲恺被杀害之后，中派已转向左翼，我们已有可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因此，这些同志的论断就不正确了。另一派提议，全体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不以个人加入国民党的方法，而做为两个独立政党在我们党和国民党之间建立联盟的方法，组成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这样，我们在将来在每个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应与它组成联合战线，因为我们在国民党内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活动，国民党人不相信我们，他们说，我们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因此，完全没有可能在同一个党内与它共事。这一派的提议实际上是戴季陶的提议。最后，这两派均被取消了。 国民党第一代代表大会根据鲍的建议，通过了党章，该党章与苏共党章非常相似。中央执委会委员很多，其生活费规定得很高。整个党组织建成为一个庞杂的官僚主义机构。中央执委会下设一些地方执行部（在北京、汉口和上海等地）。国民党的工作人员的薪金由最低的六十元到最高的四百元。我们反对成立这样的官僚主义组织，我们几次就这个问题与鲍同志交谈，可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很少注意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政治上的傀儡，只能起政治工具的作用，而不是真正群众性的政党。经过我们坚决反对以后，鲍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削减了国民党的经费和缩减了党的高级机关内的国民党工作人员的人数。这在国民党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不满。可是在这之后，鲍同志又把国民党的组织结构问题搁置起来了。 我们对于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群众性的地方国民党组织。我们动员了许多我们的同志，在几乎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在中国各地成立地方组织。可是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所能得到的少量经费，不足以维持工作。因此，在很多地方，由于缺少经费不能开展国民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也同鲍同志谈过，但他借口需要编造预算，拒绝拨给我们经费，就连我们已提出的预算，如长江地区的工作预算（每月六千元），我们至今还没有拿到。 总的说来，国民党在其改组之后，迄今发展很差。在孙中山逝世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很危险，决定要我们的地方组织不顾一切困难，努力开展国民党工作。应该说，地方上进行的一切国民党工作，完全依靠我们。因而，在湖南国民党的组织里有七、八千人，这个组织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大部分党员是学生和工人。湖北省有二千人，大部分是学生。江西有三百多人。上海有二千人。北京有二千人。天津有三百多人。浙江有一百多人。河南有二千人。山东有二千人。广东有七万人（包括左派和右派）。 有了这样的组织，怎样才能领导中国的广泛的革命运动呢？如果鲍同意我们的建议，那末可以想象，上海事件的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止一次地向鲍同志说过，对国民党的关系，不应是外交式的，而应行动起来，依靠国民党来吸收群众。北洋军阀集团被消灭以后，群众开始积极参加革命。这是进行国民党的组织工作的良好时机，我们向鲍同志说，应当加强国民党组织，可是他以沉默态度敷衍过去。孙中山逝世后，鲍同志去广州改组广州政府。当时，我们再一次提醒他，群众已日益积极起来，可是他到了广州，把一切都忘掉了。 作为结束语，可以说，国民党在其改组之后，组织上没有改进。只是由于我们的帮助，才建立一些地方的国民党组织，这是非常不够的。在我们看来，鲍同志应对此事负责。 现在谈谈我们的同志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待国民党的态度的分歧。这里首先应谈谈马林同志。他把国民党看作是应当按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党。鲍同志尽管并没有注意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但仍认为国民党应是集中的党。后来鲍同志改变了他对国民党组织结构的看法，他说，国民党应当成为象英国工党那样的党。可见，他没有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政党（蔡同志的原话——М·Д·）。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党中央把国民党看作是集中的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国民党的作用，认为它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的司令部，中国所有各阶级，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均应加入国民党，以推进革命运动。我们党的一中全会认为国民党是包括各类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当时说．按国民党的性质来说，不可能是集中的党。而实际上，如果国民党确系集中的党，那末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那样，首先就要开除全体共产党员。我们决定，我党在国民党内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工作，其次是组织工作。我们还决定，产业工人不应加入国民党，他们应成为中共的基础。在当时，这三个决定是正确的。关于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了讨论，大会决定产业工人应加入国民党。 全会关于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已提高到必须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的地步。为了推动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组织工作。此外，国民党右派现在已形成，他们企图夺取群众。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国民党组织，把群众阻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我们原则上认为，国民党不是集中的组织，但这不是说我们不应发展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 关于国民党的组织工作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下几个问题：1）应当怎样在左派国民党人领导下的城乡发展地方国民党组织；2）我们需要再次确定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解决：（1）在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分裂的情况下，能否把国民党建成为一个联盟（阶级联盟——М·Д·）；（2）国民党应否是集中的党，如果是，那末应集中到什么程度？3）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应注意到，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极力想组织一个完全独立的阶级的政党，同时，还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建立一个党外的联合战线。如果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那末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国民党内实际上便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4）我们应重新评价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的形式。旧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矛盾，众所周知，因为右派和中派对于这种情况一直表示不满，并反对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寻求另一种联合战线形式呢？如果联合战线按党外方针来建立，那末是什么形式呢？（蔡的原话——М·Д·）。5）关于国民党的经费问题。鲍表示这个问题与中共无关，这是苏联与国民党的外交问题。而实际上，这个问题与中共的工作有很大关系，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全体党员只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即依靠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当时国民党认为，不应与帝国主义打仗，而应与军阀打仗，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的援助。改组以后，国民党改变了总的政策方针，这使老国民党员站到了右翼。当然，他们所遵循的不是某种政治利益或革命利益，而完全是个人利益。他们不仅不愿意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也不愿意反对军阀。按社会成份来说，老国民党员（右派）均是买办和地主。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力图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共产党员，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策略。他们甚至也没有组成一个团体，无论在革命群众中，或是在国民党内，他们都没有影响。 国民党新右派是老右派的继承者，他们也支持反共斗争，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形式，并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按社会成分说，他们是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他们攻击共产党员，说共产党员提出了阶级斗争思想，而这种思想阻挠联合战线的建立。他们的目的是把国民党建成为自由资产阶级的党。 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的理论和实践，只在第三个时期才确定下来。以前，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是瘳仲恺．他逝世后，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国民党改组后，政治方面的中心人物是廖仲恺，而军事方面一直是蒋介石。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的有胡汉民和许崇智。他们的党龄均很长，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成了广州的进步人物。从政治行动来看，胡汉民的立场甚至比汪精卫的还要好。但他很狡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时，胡不同意关于国家没收土地的条例。他一直力图靠近资产阶级，并提出关于国民党应支持资产阶级的问题。他的这种倾向在孙中山逝世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广州的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工作期间，非常注意中国的总的政治形势。在这方面，他是国民党的较好的领导。最近．胡和许崇智与国民党左派首领发生冲突，导致胡汉民向反动将领靠拢．他甚至成了杀害廖仲恺的消极参加者。纸老虎[23]叛乱之后，胡汉民在其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右倾。 廖仲恺被暗杀后，胡被逮捕。这次逮捕后，胡开始表现自己的左的信念。他提出，国民党应变成工人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国民党的基本群众应是工农。他至今都在宣扬这一点。 许崇智的主要倾向是依靠大资产阶级和商人。他对工农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的全部思想完全集中在把广州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从来不参加中国的一般政治生活。以前，曾因黄埔军校问题，与胡汉民和廖仲恺发生过严重冲突，他想把该校的全部经费操在自己手里。 蒋介石是青年国民党员，他的党龄很短。在政治舞台上很少出现，但其主要政治倾向是正确的，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在廖仲恺逝世之后。我们已说过，廖逝世后，左翼有两个首领，即汪精卫和蒋介石。左翼只是通过廖仲恺与群众保持联系，在其死后，这个联系便被破坏了。 由于汪精卫和许崇智的坚决要求，胡汉民没有成为新的广州政府的成员，尽管我们曾坚决主张过。胡汉民对此极为不满，鲍同志安插他当了外交部长。可是他仍然企图与右派将领勾结起来，反对许崇智。右派将领杀害了廖。在这次杀害之前，我们只看到了胡许之间的冲突，没有看到许崇智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在许崇智的军队里，有许多反蒋军官参加了谋杀廖仲恺的勾当。在谋杀案件之前，社会舆论认为，许崇智是完全站在左派方面的。此案发生后，广州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许崇智也参加了该委员会。他一方面积极逮捕阴谋的参加者，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人逮捕他的军官。此外，他在统一财政的口号下，打算把黄埔军校的经费攫为已有。这促使国民党左派采取措施解除了他的武装，并将他驱逐出广州。这一点许崇智怎么也没有预料到，他自己提出枪毙胡汉民，而事实上却比胡更早地飞离广州。这个事件具有极大的意义。一下子就把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人物驱逐出了广州政府。因而国民党右派就利用这个事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实际上，驱逐胡许是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我们不向群众说明事实，就一下子驱逐了两个显赫的活动家。因此，他们无法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右派则巧妙地利用这点来反对我们。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没有想一想这两个人在广州能起什么作用。如果把他们留在广州，实际上他们丝毫也不能做出反对我们的事情，即使他们还想搞什么，我们也能很容易揭露他们，并驱逐他们。此后，广州的内部局势趋于稳定。一切反动将领均被击溃，一切直接和间接参加谋杀事件者均被驱逐。 可是广州的外部局势恶化了。国民党右派散布谣言说，广州在布尔什维克化。此外，在广州工作的右派谢持和邹鲁，在廖仲恺逝世后，做为外交代表被派到北京和上海。他们到达上海和北京后．便纠集国民党右派在西山举行中央全会（他们纠集了大部分中央委员）。所有这一切，当然是由于鲍同志的不正确的政策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应起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就是说，它应组织一切国民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它应巩固和发展我们在上海事件时期所成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它应尽全力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学生聚集在国民党组织里。以便建立反帝联合战线。我们应发展农民组织，尤其是在中国中部和北部，在中国农民中，正在逐渐积蓄力量，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首先应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共产党组织。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大感觉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每次政治关头，共产国际没有把生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觉得它总是力图等待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展。第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工作的同志有两种倾向：1）过高估计国民党。有这种倾向的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政党，而很少注意中国共产党；2）过低估计国民党。 我觉得东方部也很少注意中国问题。当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时，共产国际应积极参与解决中国问题。在苏联，出版了许多报纸和小册子，把中国工人运动当成了纯粹的国民党运动。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未对此作任何纠正。在中国的运动高涨时，我们没有看到东方部发表过任何正确估计时局的材料，以供我们在群众中散发。 其次，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不积极参与中国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从未从东方部收到过任何宣传材料，无论是《共产国际》杂志，还是共产国际大会或全会的决议．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物质需要了解得不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与国民党的经费无法相比，仅仅是《民国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现在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拨出巨额款项作为该校经费，而中国共产党的补助金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只能产生两个设想：1）可能共产国际还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工作，2）或许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的工作应局限于现有范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经费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不应超出现有的范围，那末这样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经费问题是对的。如果共产国际认为，在革命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共产党应积极组织中国无产阶级，使其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那末，自然，共产国际就应增加中国共产党的预算。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几百名同志到莫斯科学习。向这些同志进行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必要的事情。进行这种工作应有一定的形式和专门的方法。我们根本不同意用加入苏共的办法来解决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进行工作的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必须找到向中国人进行工作的具体办法，因为由中国来的同志，不仅有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还有国民党员和非党人士。这就向我们表明，中国同志加入苏共还不能解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1）向中国同志进行工作，应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我们不应只从形式上解决这一问题； 2）绝对不能鼓励在中国同志中发展某些派别，例如，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在就有某些同志反对另一部分同志。在莫斯科这还没有多大意义。但如果带到中国，就会非常糟糕。 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我提出以下的建议： 应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发生各种政治事件时，共产国际应对事件做出总的估计，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正确方针，决不应等待事件的发展。 鉴于中国共产党应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须增加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数额。就此我们想说，我们要全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绝不允许它总是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共产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使它在最近能成为中国的群众性的党。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调给我们固定的专门的党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增加其数量，而且要改进其质量。 现在谈谈我们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保持联系所通过的几个人： 1）马林同志（1921至1923年）。他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非常积极地参加党的工作，不论是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还是解决琐碎的日常事务。但他推行了一条不十分正确的政治路线。他从始至终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作用。 2）鲍同志。他初来中国的时候（1923年），也象马林同志一样，很不重视我们党的作用。他把我们党看成是一个可以通过它找到翻译人员的机构。他独自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不与我们党协商。因此，在他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感到极大的困难。第一，在政治方面，鲍同志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中国共产党从来不知道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第二，他从来不注意中国的总的政治局势，只注意他所在的那个地区的政治局势。对工农问题，他毫不重视。第三，他同中国同志保持联系，不通过组织，而是通过个人。例如，在广州，他需要在党的组织系统内做什么，便私自把他所需要的同志叫来，下达指示，但他从来不通过党组织解决这种问题。孙中山去北京时，鲍同志感觉到我们必须争取工人群众，便叫来一个党的工作人员，要他制定工作预算，仅此而已。对他的工作可以做出如下的总的结论。他自己拒绝党的工作，可是他不仅是外交代表，同时也是共产国际代表，因此，他应与党建立密切联系，领导党，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不关心党，认为党是无用的，同时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不能登上政治舞台，而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3）格里郭里同志。他是不经常驻在中国的党的工作人员，他只是暂时来到中国。在他在中国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他的错误。总的可以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相当好。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倾向比马林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重要的。鉴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很复杂，很广阔，格里郭里同志不能完全顾到一切政治工作，因此，我们希望：第一，让格里郭里同志经常在中国工作；第二，给他配备一个助手，因为他一个人不可能担负这项任务。 注[24]：译文是按照杨同志的口译记录下来的，因此，对报告人的某些思想的表述可能不确切。 М·Д· [1] 俄文标题为《中共中央委员蔡同志的报告》，译者作了改动。 [2]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规定：“中央组织部须设一技术的书记，除缮写函件外，并办理党员的统计；此项统计，不仅登记其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职业、入党年月等，并应详载其以前及现在担任党中何项工作及能力如何，如此方能分配全党人才在适当的工作地位。”还规定：“中央组织部须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1）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2）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3）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之交通。” [3] 俄文译稿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下同。 [4] 应为“前年”，即一九二四年。 [5] 应为“去年”，即一九二五年。 [6] 即罗亦农。 [7] 即鲍罗廷。 [8] 系指一九二五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 [9] 即陈乔年。 [10]音译。 [11]应为“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下同。 [12]应为格里郭里·维经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 [13]俄文译稿如此。 [14]此处有误。《政治生活》周报创刊号出版日期为“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5]应为杨刘，即杨希闵和刘震寰。 [16]即杨明斋，原译者。 [17]应为“国民会议”。 [18]音译。 [19]音译。 [20] 俄文译稿只有标题。 [21] 似应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22] 应为国际联络委员会。 [23] 系指广州商团叛乱事件。 [24] 俄文译稿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