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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与《何谓财产》
巴金
（1931年1月20日）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时代前》第1卷第1号，1931年1月20日，署名：李芾甘。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那个被称为近代的基督的意大利卖鱼者Vanzetti在死囚牢中曾写信劝我读蒲鲁东底著作。他说蒲鲁东是比较更为接近真理。我并不全然同意他底话，但我在那时候也因他底劝告读了几本蒲氏底著作，至于蒲氏底风行一时的名著《何谓财产》，我早在一九二五年就读过，而且译过一部分发表于某杂志了，不过当时我还不懂得法文，不能直接读蒲氏底原作。
我爱读蒲鲁东底《何谓财产》，而且我想如果Vanzetti能够知道我第一次得到《何谓财产》时的那种情况，他不知要如何地高兴呵！当时的情况，我可以借用Roussanoff批评P. Lavrroff底《历史书简》的话来说明：
我们把它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底灵魂中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之渴望。我们底幼稚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同时我们底大师底影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底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叫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然而如今我底激情已经消灭了，在将本书译成中文献给中国读者的当儿，且让理性来说几句话罢：
我虽然爱读本书，而且把它译了出来，但我并不完全赞同书中的议论。诚如赫尔岑所说：“读蒲氏底著作和读黑格儿底著作一样，启发人底特别能力，磨炼人底武器，而且只把方法，而不把结果供给与人，”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蒲氏底书不是人人能读，人人宣读的，他底书可比一座金矿，里面有无穷尽的宝藏，但须得由你自己去发掘。他底书内容（英国Postgae曾将他底著作比之于古歌中所谓“印刷中的圣经”，说没有人能读它们，这未免过分）太博大太庞杂了。蒲氏固然天分极高，可是不善作文（这他自己也承认）。他不能把他所想到的一切马上全写出来，其结果便是说了又说，甚至于自相矛盾。聪明的读者自然可以从中了解他底思想之真髓，但是像教徒那样去读他底书的人，就不会得着什么有系统的东西了。
再就本书来说，谁一旦读到卷首的“财产是赃物”的名言，一定会以为蒲氏是一切财产之死敌。事实上并不如是。蒲氏本人后来在另一部书中说：“我自一八四〇年给财产下定义以来所追求的，以及我今日所愿望的，我已屡次反复说过，并不是财产之废除，因为这样做就会跟着柏拉图、卢骚、路易·布朗及其他反对财产的人一道陷入共产制度里面去了，而那般人本是我极力反对的。我所要求于财产的乃是一个平衡。”（见《在革命与教会中之正义》第一卷三〇二页）这样我们就知道蒲氏所欲杀死的财产（见《通信集》）是指“使用与滥用之权利”而言，即财产之罗马法的定义是也。如果把财产加以限制，作为所有（possesion）解释，他就不攻击，而且还把它视为对付国家侵略之最好的保障。所以在建立了“财产是赃物”的名言以后，蒲鲁东又承认“财产是自由”了。（见《经济矛盾论》）他并不是财产之敌人，他只是那作为有产阶级支配之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之敌人，他要在财产中间建立一个平衡、一个平等。但这一层是一般责备他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责备他矛盾混淆，就以这名言做证据。而事实上他底矛盾并不在此。
蒲鲁东很清楚地看见目的在他底眼前，他极力向着它走去，毫不踌躇，而且毫无顾忌：在他传播他底理想之二十几年中虽然经历了种种发展，但他底基本思想依然始终如一，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他底主张。他底著作中的矛盾更要深得多。这是在于他底思想之形式与夫他所属的时代。当时正是独断与归纳互争雄长的时代，而他底素质是过于诚实了，以至流于naive，所以他显明地表现出来，他立在两者之间，他既无力完全打碎一个，又不能完全驯服另一个，他底全生涯与全思想就是一场苦斗，攻击各种形式的独断之永无止息的苦斗。他反对宗教的独断主义，同时也反对社会的乌托邦主义，他反对政治的权威，同时也反对财产的独断，他要把社会主义放在严格的科学的与实在论的基础上面，使它与一切独断的宗教之羁绊脱离。这一个工作他虽然没有完成，但他已经立下基石了。
我们再把蒲鲁东底社会理想，继续说下去。
蒲鲁东不仅承认“个人的所有是社会生活之条件”，而且还反对共产制度，（我以为用原始共产制度更恰当一点。）他说“共产制度是压制，是奴隶制度”。他自己用黑格儿底公式把他底观念表现出来是：“共产制度——正题：财产—反题”、“拿反题去修正正题所得的结果”便是“自由——合题”。自由是社会之第三个形式，亦即“人类协同之真正形式”。
他说：“在决定自由底性质之际，我们并不是把共产制度与财产毫无差别地结合起来，这办法未免陷于荒谬的折衷说了。我们用分析的方法去寻求这两者中间所含有的，与自然法则及社会法则相调和的真实的要素，而摒弃其余。其结果我们便有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之适当的表现——这便是自由。”
但自由究竟是什么呢？
自由是平等；是安那其；是无限曲变化；是比例性。这四项在本书中解释得清清楚楚。简言之即权利与义务之均衡。
蒲鲁东称他底理想为“互依主义”（mutuellisme），这主义底进行方法是缓和的。他甚至不想把现在那般大地主、大房主、矿山主、工厂主之类底产业马上充公。他宁愿设法使资本不能得利息，以达这同一的目的。因此他便预备设立一个国民银行，以生产者底相互信用为基础，这般生产者应同意拿代表生产各物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之工券作媒介，来原价交换他们底生产品。在这制度之下，一切劳役之交换均应该是极其相等的。这种银行还可以出借银钱不收利息，只收一厘息（或更少一点）作管理费用。那么无论谁都可以借钱来购买房屋，不必付出租金去租赁了。用这种办法就可收充公之效。对于矿山、工厂也可以用这办法。
在这种形式的社会中，国家当然变得无用了。公民间的主要关系便基础在自由公意上，而且单用记账的方法处理就行了，如有争端则由公意判断。对于国家以及一切政府形式之深刻的批评，与夫对于一切经济问题之深透的洞察，这便是蒲鲁东底著作中的最精彩的地方。蒲氏底书之所以能风行世界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本书又是他底杰作，所以流传尤广，被译为各国文字。在关于财产的著述中，无论在素质上或分量上都当得“冠冕之作”这名称而无愧。
最后还值得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本书第五章在伦理学上有其绝大的价值。这一章内不仅如克鲁泡特金在其《伦理学》中所说“含有不少关于伦理学与正义之可贵的思想”，而且它使我们知道早在一八四〇年蒲鲁东就在社会性（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中看出了道德意识之起原，在生物学的事实中去寻求伦理学的根原了。
他提出了一个从没有人提过的问题：“人底道德意识与动物底道德意识间之差异是种类上的差异，抑或是程度上的差异呢？”
他底答复是空前的、是前人所未敢言的：“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他将社会性（我想这里也可以用道德）分为三个阶段：（1）同情；（2）正义；（3）大量。前二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第三者即最后一个阶段，才是动物所不能够达到的。
这样看来，蒲鲁东底伦理学的体系岂不是与后来克鲁泡特金根据数十年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研究所苦心建立起来的伦理学体系相同吗？然而可惜蒲氏只略略地描写出了这体系之轮廓而不曾详细地阐明它。虽然在他晚年的著作《在革命与教会中之正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底伦理学说之大成，但实际上这部著作也还不曾含有“一个严密的体系之解说”，而且他误把道德与正义视作同一的东西，而忘了他底道德之三个阶段了。
这样看来，约道尔著《伦理学史》时把蒲鲁东列在造成道德学说之深邃的博学的哲学家之林，他确实是值得这个荣誉。
最后我还有一句话奉告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前，诸君最好要记着蒲鲁东自己底话：
“我底使命是……‘应该无憎无畏地说，说你所知道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