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国家在什么意义上是“工具性”和“独立性”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从国家和基础的真正区别中得出了非常有力的政治结论。但在理论上他从未走得很远。序言中所说的，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国家不仅有别于基础，而且是独立的。我们这一次的纠正将让它明确、肯定。
　　这个“分离”的主题在马克思和他之前有很长的历史，并且与法律问题密不可分。自然法哲学所开辟的整个问题，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经由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之上，或者说是，是建立在一个强塞给我们的“证据”上（统治的主导意识形态或假装统治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在必须从私法方面解决公法（或政治）问题的骗局之上。
　　在斯宾诺莎之后，黑格尔在指责自然法哲学家对主体的“原子化”观念时，已经很能明白这一点。他试图告诉他们，自然法哲学家已经误入歧途，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从私法中推导出公法，例如国家，私法将原子化的法律主体带入其中：如果你把人类个体主体的原子元素作为你的出发点，你怎么能重建整体？而如果你能超越自然法哲学家们——通过随便什么契约，无论它多么糟，但这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规定——重建出那个整全的现实，那这就是国家？黑格尔承认霍布斯的优点，他曾灵巧地设计出人与人的次级契约（“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契约”），“同意不对抗”君主，这是同意之人与君主之间的荒谬契约，因为君主在契约之外，而他们却把一切都让给了他，何来对应之物！”
　　对这一概念的历史稍加研究就足以意识到，自然法的哲学家们除了试图以容错的方式解决〔同一问题〕外，每个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变化的力量之关系和可以说的东西（他们当时没有用政治著作开玩笑）：在商法（这是法学家称之为私法的现实）中找到思考公法（国家）和在公法保障中建立同一商法的那个要素。他们在商法实践的例证中插入了商法，而商法已经足够多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国家来保证他们的这种商法，并在其政治实践中尊重这种商法，他们想象着他们可以将国家建立在商法之上，他们就这样承担了一项荒唐的任务，但其政治利益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他们并没有设想国家的分离；相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国家不要分离，而是建立在商法本身上，建立在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上，即可以消费它，出售它，用它来购买劳动能力和增加他的财产，等等，但条件是，这种所有权是由谁来保证的呢？当然是由国家来保证的！为了从国家那里得到保证，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为了从国家那里得到保证，即国家不会任意妄为，它不仅不会剥夺商法的优势，而且会保证这些优势，于是所有者在17世纪有了格劳秀斯，以及后来的洛克，他们作为思想家开展工作，公开确立（这一点传播得很厉害，因此也被人读懂）国家高于私法，国家高于商法，国家高于人类主体的自由。当卢梭，以他提出问题、颠覆问题和用其他有利立场的方式激进地试图在《社会契约论》中表明，国家不仅是整体，而且是一个大全，是个人意志的总和，通过一个奇特的系统，国家表达了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强制的一般意志（“他将被迫自由”），这是多么大的丑闻。
　　对康德来说，他援引古老的道德与和解的“底线”来充当人类历史、自然和自由的理念，进而前进，但与此同时，他对作为“强制”的法律有一种相当唯物主义的看法，黑格尔用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现实这一理论回答了他——所有对抽象法律和道德以及家庭和“市民社会”（需求体系=政治经济学）的期待，都被阻挡在这些理论的有限性之外。因此，国家被置于所有事物之上，高于道德（康德的解决方案）和自然法哲学的主观主义原子论。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目的和意义。但它不是“分离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分离是由理解力来把握的，而理解力“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的。马克思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他解决了自然法本身的问题，表明只要“把事情颠倒过来”，不从自由主体想到国家，而是从国家想到自由主体和抽象（商法）等：这就是“目的”，这样就把开端和中间环节的意义都揽在自己的怀里。
　　马克思从黑格尔开始论述国家：国家就是理性，没有什么比国家更理性，没有什么比国家更重要。在国家中，有普遍的统治；作为例证，公民：他是自由的，与其他人一样平等，包括君主，他自由决定与他有关的事情。法，有一般的意志和公民的授权。公民，他不再是那个可悲的鞋匠，不再沦为他人的耗材和工具，不再沦为他人的悲伤和他孩子的忧虑：他居住在普遍性中，并能颁行法，或者，更好的是，使法具体化（至少在原则上）。
　　在这个强有力的保证的基础上，马克思很快就有了机会，在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这位普鲁士国王，私下里非常自由派，但在公开场合是个暴君）的领导下，他发现本身是理性的国家，却过着可悲的不合理的、甚至事实上是非理性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天真地从中得出结论：“理性总是存在的，但不总是以理性的形式存在”：总之，只要有希望就够了。
　　费尔巴哈进入德国哲学界时，马克思还在等待。这个人在马克思所有的同时代人中产生了真正的启示，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性必然以非理性的形式存在？正是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改变了一切：以前，它是偶然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副标题（因为当时在德国，一切都围绕着宗教这个离经叛道的问题展开）是《纯粹非理性批判》。这是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真正的公开挑衅。
　　费尔巴哈的主要论点（所有其他论点都取决于它）是众所周知的：正是通过理性的异化，理性必然以纯粹的（或不纯粹的）非理性的形式存在：极端地说，在费尔巴哈那里，没有不纯粹的东西；一切都是纯粹的、透明的：不透明的、夜晚的东西不存在）。那异化于什么呢？是与人的本质的疏离，它不是所有存在的α和ω（蜻蜓和星星不是人的本质的疏离），而是所有符号的符号，包括蜻蜓的符号（它的那种完全自由）和星星的符号（沉思之光）。现在，在这些符号中，有那些完全是文化历史性的，比如完全由人类的力量、斗争、历史产生的（不像蜻蜓和星星）；比如个人符号（费尔巴哈给他的瓷器新娘写了独一的情书），有些也不是文化历史性的。最重要的是集体的、社会的、通用的文化意义，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人类（每个人都是“抽象的”）认识自己的意义，因为它在这些意义中表达了自己。这些伟大的人类通用符号首先是宗教，然后是哲学，然后是国家，最后是手工艺和工业生产及贸易。
　　宗教提供了人类本质异化的最纯粹的案例：人们在上帝那里崇拜、爱和害怕上帝的无限的、全能的、全知的、无限的善和拯救的一类本质（对费尔巴哈来说，所有这些属性都是人类的属性，不是想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在上帝那里沉思自己，看到自己（身体），触摸自己，感受自己，爱自己，爱自己的力量，爱自己的无境的科学。人类在上帝身上投射和异化了自己的本质，人类用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制造了那个他们所祈祷和崇拜的替身：却不知道人类就是上帝。一个巨大的幻觉就这样创造了上帝，他不是人的形象却有人的本质。在我这个渺小的个体和我所忽视的人类基因的无限极限之间，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被基因（=上帝）的全能、其无限的科学、无限的爱、无边的善意和宽恕所淹没，这并不奇怪。这个一深渊相当宏大，使得小人物永远不会认识到他所崇拜的这位上帝就是他，不是作为一个“有着扁平鼻子”的有限个体（原文如此）。而是作为人类的一员。
　　事情是如何开始的？异化是如何进入历史舞台的？通过第一个深渊：在无所不能、令人恐惧的自然界（同时又为因为生存而显得够慷慨）和小人物之间。后者把自己的本性与自然界的本性相提并论，然后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根据自己历史的修饰来改造自己的上帝（与马克思所说的相反，他需要这个错误，历史对费尔巴哈来说存在得很可怕，尽管是他自己的历史）：有犹太人的上帝，那个“实用”（=自我主义，参见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篇论文）的民族，有《新约》的上帝和其他上帝，他们把自己特有的本质还给由历史决定的（和有限的）人类。然后是哲学，这一神学的副产品，本身就是宗教的副产品（有一个例外：希腊人，唯物主义者，他们在宇宙之美、星空之体和爱人之身中崇拜自己的本质，而哲学家们，他们以哲学为宗教）。然后是国家，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异化形式，因为国家是世俗的上帝。然后是伟大的科学发现，近代伟大的科技革命（现在也是！），法国大革命，人类在理性中认识到自己，被当作理性来崇拜，而且触手可及。历史、工业、蒸汽机诞生的漫长时期，法国大革命后的复辟大危机，宗教危机，这一切都表明，有可能走出困境，事情已经成熟，宗教有问题，有破绽，有危机，即将要放弃它的秘密，一个人最终能够说出真理的时候已经到来。真理有一个名字：“人”。说出真理的人有一个名字：“人”，是一个高贵的、有胡子的、四十岁的哲学家，住在乡下的一个小瓷器厂里，他的女儿已经嫁人了〔原文如此〕。恩格斯在经历了费尔巴哈式的大爱之后，在意识到伟人在1848年没有抬起他的小手指的时候，会写道：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精神住在乡下时的情况！〔原文如此〕！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保留了一个：“人是人的本质”，国家的不合理性是其异化的结果。他补充说（在1843年），异化的原因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而不是在人和物之间的差异中寻找：而是在社会的异化生活条件中寻找，然后是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中寻找，最后，在以对异化主题（至少在《资本论》中从未完全离开它）的这种激愤地利用结束之前，是“异化的劳动”（《1844年手稿》）。
　　马克思将异化的模式应用于国家，就像费尔巴哈将其应用于上帝一样，而正是在这里，分离的概念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就像费尔巴哈笔下的宗教人士一样，人生活在一种双重存在中。他的一般的、普遍的生活，他在国家中思考，国家是理性和善。他的私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实现。作为一个公民，他有权利享受物的生活，即理性的生活。作为一个个体，他有权利享受财富或痛苦，享受与其他生活无关的东西。人被一分为二，这就是国家与人分离的原因。这些是《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关于“人的权的著名篇章，是形式上的权利（“国家是政治生活的天堂”）和实际的“权利”之间的矛盾，这些权利一无是处或完全不同（在私人生活的大地，自私和竞争的斗争统治着这里）。结论是：我们必须结束这里的异化，在必然性和竞争的地球上，结束异化的劳动，这样，随着人类最终恢复其本质的天堂，人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我们不要忘记，费尔巴哈的一切起源）将结束：然后，完成的自然主义将与完成的人道主义没有区别，反之亦然。这是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所说的话。
　　这些话，本意是强硬的（马克思不想出版包含这些话的《1844年手稿》，这再次可以理解），在混乱的结论中证明了他自己的理论弱点。马克思会放弃这个结论，保留国家的分离（异化）与人的异化，以及处于生产核心的人：工人的异化相联系的观点。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与1844年在“异化劳动”上开辟的道路不同的东西。异化只是一个词，无法解释自己。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有迂回，以及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的所有经验都是必要的。
　　只需要读一读《雾月十八日》：不再有任何1844年的主题的迹象。国家仍然是“分离的”，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机器”，一个“器械”，不再被异化所解释。国家的“分离”不再意味着国家与政治相同，更不意味着它是人类的胎儿。“分离”后，国家被赋予了不同的、机械的唯物主义理论地位，一方面动摇了费尔巴哈或其门徒（“德国社会主义者”或其他道德教派）的所有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动摇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通过将黑格尔“注入”费尔巴哈的“辩证法”。即使在今天，这种震荡也会撼动“欧洲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精华。那么，这种国家分离的理论地位是什么？国家是独立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统治阶级用来延续其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列宁甚至会说是“一根棍子”）。
　　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其他基础上，仅仅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仅仅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不明智的东西，而我们应该谈论的是国家的理论要素。我再说一遍：虽然它们只是理论上的要素，但它们至少有资本的政治意味。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家是独立的。政治并没有沦为国家，不过远非如此（感谢上帝！）。国家是一个“机器”，一个旨在为统治阶级的斗争服务并使之永久化的“机器”（？）列宁会说：国家不是一直存在的。这很正常：如果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只有在阶级社会中才有国家，之前没有。国家使自己永远存在，为什么？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个工具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最初的雏形，已经衰落的统治阶级把这个工具传给了下一个阶级，而下一个阶级又把它“完善”了。这就是个简单得令人心动的解释：国家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有这个需要。这就是所有能确定的东西，这就是所有的说法。恩格斯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试图勾勒出国家诞生的理论，但这是一部汇编的作品，很难令人信服。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阶级斗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统治阶级为维护和加强国家而斗争，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具”；革命阶级为征服国家权力而斗争（为什么是“权力”，因为我们必须区分机器和使机器运转的权力：如果我们夺取机器而没有能力使它运转，那将是一场无用的政变）。工人阶级必须征服国家政权，不是因为国家是普遍的或关乎一切的，不是因为国家是“归根到底的”，而是因为它是工具，是“机器”或“仪器”，在改变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即生产关系时，一切都依赖于它。一旦征服了资产阶级国家，就有必要“摧毁它”（马克思、列宁语），建立“一个非国家的国家”，一个在结构上完全不同于目前“机器”的革命国家，并且不是为加强它而是为它的消失做好准备。然后我们将进入“无产阶级专政”阶段，马克思在1852年说，这是他自己的发现和他所阐述的基本论点。
　　所有这些术语，我是说术语，都需要被解释。因为我们太习惯于那些我们不再知道，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再想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的词汇了〔根据这些词汇，似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在庄严的大会上，匆忙地，或者两者都有，会“放弃”无产阶级的专政；凭着这一点，我们满足于使国家“民主化”，以便不必“摧毁”它（法国），或全力“重新组合〔它〕”，以便不再处在“分解”、“分裂”中等等。（意大利）〕。
　　首先，说一下“工具”。是的，国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并为其服务。如今，“工具”这个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请看我们理论家的词汇，他们与这个词的距离远得像山一样）。但是说“工具”的人都说“分离”。每种工具显然都与它的代理人“分离”了；乐器与音乐家；“警棍”与警察。与什么分离？整个问题就在这里。与社会分离？这就是平庸和简单的说法，即使是恩格斯的说法，也是使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旧有对立发挥作用，而马克思在其深刻的理论性（即使包含可疑的表达）序言文本中已经远离了这种对立。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就会与不是自己的东西，即与其他的东西，或市民社会（生产等）“分离”。而当葛兰西为了重新建立（并非没有意图，而且有其后果）文字的对称平衡，说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开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他把自己的“市民社会”定义藏在袖子里）。国家与统治阶级分离吗？那是不可想象的。我现在略过了中间的“解决方案”，转而讨论本质问题。
　　我认为必须理解，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如果国家被“分离”，那是极其意味着与阶级斗争分离。这将使我们那些怀着关于阶级斗争对国家的整体“跨越”〔traversée〕理解的理论家发抖，使所有那些对国家“分离”的观点提出异议并意识到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危险之中——出于这个原因拒绝国家是一种“工具”的人滚开！我们根本不属于那些接受这种粗糙的“机械论”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次（以后还会有几次），必须不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伸张正义（我们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它），而是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伸张正义，因为他们在理论上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至少坚决支持这种决定性的“延长”。国家当然是与阶级斗争分离的，因为它就是为阶级斗争而生的，所以它是一种工具。你能想象一个由统治阶级使用的、不与阶级斗争“分离”的工具吗？它有可能一有机会就在统治阶级手中爆炸！这是我的想法！而我想到的不仅仅是群众阶级斗争对国家的这种“跨越”（我想这就是我们的非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业余舵手所谈论的），这种群众斗争在整个历史上确实“跨越”了国家，但最终却落入资产阶级政治（如1968年）。我首先说的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本身。如果大的国家机关听任资产阶级阶级斗争“跨越”国家，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束……在德雷福斯事件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事情就已经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其他的例子就不说了。
　　如果我说，国家与阶级斗争（它在生产-剥削、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机构中展开）分离，因为国家是为阶级斗争而制造的，是为了与阶级斗争分离，这意味着它需要这种“分离”，以便能够介入阶级斗争，而且是“全方位”介入：不仅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维持资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和普遍压迫制度，而且最终在统治阶级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反对统治阶级的分裂，如果工人阶级和群众阶级的斗争是强有力的，那么统治阶级的分裂会对国家构成严重的危险。
　　为此，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可以举出1940年法国资产阶级在战败后和贝当统治下的情况吗？人民阵线，西班牙的内战激发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恐惧，甚至在战前，它就已经默默地做出了选择：“希特勒比人民阵线好”。这一决定激起了法国的军事政策：那就是战争是愚蠢的。最新法国“持有人”迎接了失败，正如莫拉斯所说，是“一个神圣的惊喜”。贝当和合作政策随之而来。但与此同时，在这种可怕的困难条件下，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拒绝了失败，拒绝了德国纳粹主义和贝当的企业法西斯主义，其中最有政治素养的人起了带头作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几个月内要求占领者使其组织“合法化”，牺牲了法共最优秀的激党员，他们为了支持党的要求，号召他们恢复政治活动：以蒂姆鲍和米歇尔为首，他们最终在沙特布里昂被纳粹枪杀，还有许多人在其他地方被枪杀。但许多与领导层保持距离的共产党人自发地参加了斗争（参见FTP负责人查尔斯-蒂龙的证词）。与此同时，一位贵族和爱国者出身的陆军将军戴高乐在伦敦呼吁法国人团结起来。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事实上，法国资产阶级是分裂的：绝大多数人通过“非政治主义”或疯狂的政治意图，支持贝当。少数资产阶级，首先是小资产阶级，跟随戴高乐。他的第一个呼吁是基于拒绝战败和屈辱以及爱国主义。他还号召所有爱国的士兵和军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伦敦与他一起组成军事力量的基础。作为一名将军和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想体现民族的抵抗，让民族拥有合法的国家，因为贝当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受制于德国人的工具。
　　戴高乐的整个政策，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后来的“阿尔及利亚事件”（另一场同样使资产阶级分裂的战争）中，都是把资产阶级的替代政策（而且更“聪明”）强加给分裂的资产阶级，其中大多数人都瞄准的是贝当。戴高乐有（资产阶级的）智慧，他明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有可能无法抵御人民的抵抗运动，而这种抵抗运动只有在资产阶级自己不在抵抗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如果它不形成一个能够接替贝当的傀儡和法西斯国家的国家，它才有可能壮大。正是从戴高乐的阶级意识立场出发，人们可以理解他与内部抵抗力量关系的动荡历史，这些抵抗力量显然没有等待他的命令而采取行动。正是从戴高乐的阶级立场（他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即使他身边只有薄弱的军事分队和孤立的资产阶级志愿者），人们肯定理解他对贝当和军队以及对与贝当结盟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态度。戴高乐的着眼点是重建资产阶级的阶级团结，跨越其目前的分裂。在这项工作中，他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以其名义发言并与之认同的合法国家。
　　在经历了漫长的沧桑和严重的冲突之后，他能够使他的“政府”得到盟国的承认，并在此基础上由自由法国的部队采取军事行动。他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向军官和士兵讲话，并呼吁他们履行“义务”，从而从现有的法国军队中召集了他的部队。在伦敦，并很快在阿尔及尔，他建立了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控制内部的抵抗运动——并非没有坏的后果。而在军事和政治事件强加的这种“相遇”所产生的冲突中，是人民运动的政治与戴高乐的国家雏形背后的政治发生冲突。当整个抵抗运动的历史与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回声产生共鸣时，当在斗争本身中勾勒出转型的政治计划，有时甚至是社会革命的计划时，戴高乐总是以原则的名义进行干预，在这些原则中，爱国主义被“国家利益”、“国家意识”、“责任”、纪律和对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国家元首的单一命令的服从所严格控制。公开站在政治立场上的戴高乐，很难阻止“政治”在抵抗组织中的“实施”。但在自由法国部队中，这种情况要少得多，在那里，人们也可以感觉到不仅是为了“解放祖国”，而且是出于责任或纪律而行动。而在战斗的幕后，戴高乐在法国几乎没有控制权，通过这场战斗，戴高乐启动了国家机器的要素，当时机成熟时，他注定要接管留在法国的国家机器，或者说，把它置于他的指挥之下，除了少数几个头目外，把它收回来，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众所周知，戴高乐的计划大致上是按照他的愿望进行的。他能够与各政党进行谈判，而被多雷斯事件（一个不想离开法国却向斯大林屈服的人的“叛逃”，斯大林实际上是把他作为人质绑架了）牵制的共产党人仍然很听话。他强行向法国派遣政委，并且——由于抵抗运动的政治弱点、留在法国的国家机器人员的力量、盟国最后明显的政治支持——在法国登陆和解放后，结束了国内抵抗运动的组织和军团所带来的政治问题，颁布了统一的法令，进行了“缴械”，并将抵抗运动推向了对德国的正规军事斗争。
　　国家，国家机器，不仅是在伦敦和后来在阿尔及尔建立的雏形国家机器，还有留在法国为合作政策服务的国家机器，在戴高乐拯救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政治意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些机器的机制，在伦敦和在维希一样，使事情变得更容易，这一点太清楚了。戴高乐成功实现这一意图的条件是，他发挥了国家机器的传统“价值”，也就是说，除了无法避免分裂的爱国主义之外，还有责任、纪律、对国家及其代表的服从、等级制度、“为国家服务”和“公共服务”等价值，也就是说，尽可能地将国家机器与阶级斗争的最紧迫问题分开：戴高乐不仅依靠国家机器的“功能作用”，而且依靠他从伦敦灌输给他的执行者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爱国主义的要求明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这一行动中获得了成功，我想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正如不能否认的是，资产阶级阶级团结的恢复，在非常危险的分裂和暴露在人民力量的斗争中，是通过“明智”的政策，通过知道如何看到远方，通过宣布一场战斗而不是战争，以及通过对国家机器的巧妙管理来实现的，几年来，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力量在伦敦，另一部分在法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毫无疑问，为了更有说服力，有必要详细地说明，但我相信，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支持这样的论点：为了履行其作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职能，国家机器必须在最坏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阶级斗争分离，尽可能地从阶级斗争中撤出，以便它不仅可以干预人民阶级斗争的威胁，而且可以干预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本身内部可能采取的形式的威胁，以及干预两者的结合。
　　因此，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还在于它尽可能地与阶级斗争分离，成为掌握国家权力者的工具。国家的结构、国家的等级制度以及所有国家官员的服从（和保留）义务，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都体现了它“为此而生”的特点。这就解释了国家的军队、警察和行政人员的特殊情况。军队中没有工会，高级政治人员中也没有工会，在严厉的镇压威胁下，他们的罢工行动是被禁止的。警察部门（已有一段时间）和司法部门（最近）有工会，最近CRS也有工会，但在“核心”部门，即武装部队、宪兵、机动卫队等，没有工会，它们是卓越的镇压力量。如果警察可以罢工（在特殊情况下），那么军队、共和军和宪兵就从来没有罢工过；顶多是“动乱”，比如在抵抗运动和1968年，或在某些其他情况下，当秩序部队判断他们不明智地参与了可疑的或代价很高的战斗时（有时，但在极其罕见的例外情况下，是为了抗议针对他们的暴力命令，虽然这不符合他们“维持秩序”的概念）。当然，自1946年宪法以来，“公务员”的罢工权就得到了承认，但“当权者”的公务员却没有，而且这种罢工权并不适用于军队或治安部队（CRS、机动卫队、国家宪兵，此外，它们也是军队的一部分）。而当治安官工会想采取进步的举措时，不仅受到了部长的严厉斥责，而且受到治安官高级官员的严厉斥责，他们用纪律措施来惩罚“违法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所有官员都必须履行的“后备职责”，还允许在特定的困难情况下进行几乎所有所需的镇压。
　　很难想象国家及其公务员的这种“特殊情况”，因为有一种趋势是把军队、CRS、宪兵、治安官、被称为“权威”的高级官员，也就是国家的“核心”应有的“职责”放在一边、也就是国家的“核心”，即拥有并包括物质力量、国家镇压力量及其“政治”力量的核心放在一边，只考虑“公共服务”公务员（从教师到邮政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公共服务”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中的次要现象。而且有一种倾向是把某些地方官、教师或其他人的示威当作阶级斗争的公开形式，而人们至少应该问问自己其中一些示威的倾向和效果。
　　我在这里想到了马克思对工厂检查员的评价，他们比我们现代的劳动检查员要“先进”得多（我说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案例，这些案例可能很了不起），他们批评不人道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努力在英国资产阶级国家于1850年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时获得了成功。马克思表明，这项措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受到英国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但由英国资产阶级国家强加于人，实际上是通过保护其劳动力，即保护其劳动力的健康和繁衍来为英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服务。而在这项对大多数资本家来说是可耻的措施之后，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研究报告（马克思引用过），表明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在十个小时的工作中的产量比十二个小时或十五个小时的产量高，因为疲劳使他们的总产量低于每天十个小时的产量。
　　这就是国家：一个能够对部分或大多数资产阶级采取措施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总体利益”的机器。而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必须是独立的。正是通过玩弄国家的性质，玩弄它的分离，玩弄确保其分离的价值观（首先看到的是：去政治化和“公共服务”），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够实施十小时法，戴高乐才能够以国家、民族和祖国的名义，聚集足够的国家军事力量，被盟国承认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法国共和制国家）的总统，并在所有领域和所有问题上打出合法性的牌。
　　但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奇怪的矛盾。的确，我们怎么能认为国家是一种工具，因此是“独立的”，而同时它又是统治阶级用来确保其统治并使之永久化的工具？确保：国家必须是强大的。永久化：国家必须持久，这样剥削的条件才会持久。
　　其实不存在矛盾，或者说，如果国家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具，完全与阶级斗争格格不入，那就不存在矛盾了。确切地说，如果它与阶级斗争“分离”，这种“分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毫无困难的，正如国家为了确保这种“分离”而不得不对其不同类别的代理人、政治家、军人、警察、治安官和其他人采取的所有措施所表明的那样，所有在任务分工方面的分离措施，所有等级化的措施，它们因机构而异，但总有一些共同点：对责任的严格界定，以及所有关于义务、服务、后备的措施等等。
　　正如我刚才所表明的那样，不能肯定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国家从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影响或传染中“分离”出来（永远不要忘记，绝大多数职能部门，包括“秩序力量”，都是农民、工人阶级和人民出身；葛兰西曾很好地指出这一点）。它们也可以旨在将国家与各种形式的分裂“分离”，这些分裂也可能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来自某些团体的阴谋，或者来自与“公共服务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做法，尽管存在某些丑闻（在法国很少，在其他地方更频繁；参考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洛克希德公司的丑闻），但这种精神应该是在国家代理人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大多数时候确实如此。
　　但是，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很明显，“国家的工具”，或“国家机器”，不是中立的，它对统治阶级有可怕的偏见。当然，从官方来说，它“不制定政策”；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宣称这一点。国家不制定政策，因为它不偏袒任何一方；它将“凌驾于阶级之上”，除了客观和公平地管理国家事务，即所有人的事务之外，什么都不做。如果你愿意，它会有一项政策：但它将是“公共服务”的政策。而国家正是向其工作人员灌输这种意识形态，不管他们在什么岗位上工作。
　　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批判了这种神秘化：国家是“独立的”，但要成为一个阶级国家，最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的宣称和证明的捍卫者服务。国家元首确保国家的统一，指导国家的政策。他是国家政治机器的一部分，与政府及其部长们一起，欣然利用执政问题和他们的执政能力来掩盖他们制定的政策，以便更好地为统治阶级的更高利益服务。绝大多数高级官员，无论是政治家、军人还是警察，都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出身或职业。而通过不断诉诸于等级和责任，诉诸于国家机密或国家后备，国家现在变得相当复杂，当人们来到邮局柜台（PTT）、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或社会保障办公室时，早已看不到远处支配着所有行政机构的阶级政治，人们会有一种面对“手续”的印象，这些手续当然很复杂，但可以简化，一切就成了“自然”。
　　还有什么比买公共汽车票或橙子车票更自然的呢？关于橙子车票，在法国有一场抗议运动，反对其价格上涨的合法性。而且，由于涉及到钱，当你站在税务柜台前时，你不再有“自然的手续”的印象，也不再有可怕的间接税的印象，这些税使民众钱包中的剩余价值流失了（在法国为17.5%！），使货币价格的最重要部分落入税吏手中。这些税对最弱势的人征收最重的税，对那些已经在工作中受到剥削的人征收最“自然”的税，除了他们的所得税（有些部长可以模拟对老人和穷人的一些优惠）外，还对面包和牛奶征收严厉的税，更不用说衣服和大众消费的物品了。
　　国家在政治上是一个阶级国家；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一点。但它通过它的高级和中级官员直接与统治阶级相联系，因为它的代理人是大资产阶级或特定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些高级官员通过整个国家等级制度、整个责任和后备制度，通过整个例外制度来支配其他官员，据说这种制度至少在宪法上和在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情况下（军队、警察、CRS、宪兵、特务、监狱等）将国家置于“阶级斗争之外”，因此可以正确地说，国家“脱离了阶级斗争”，是为了以便更好地介入其中。
　　国家机器中存在矛盾，军队并不像警察那样发挥作用，在一些国家，军队有政治意图，可以采取行动；在其他国家，〔是〕警察控制一切，官方警察和平民警察；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财政部占据了一个位置，行使过度的控制，那是“秩序之内”。一个国家是复杂的。矛盾可以作为资产阶级某些部分的意图或野心的支撑力，这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是研究的主题。最后，这些同样的矛盾可以被一般的阶级斗争所激化，甚至，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兴趣的），被工人阶级和民众的斗争及其传播所激化，以帮助在某些行政部门，当然，是在公共部门的行业和企业中引发罢工，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没有认真地听到这样的观点，即国家机器，即使在某些部门几乎摇摆不定（特别是在戴高乐的意志缺席期间，他访问马苏时，他说他“不搞政治”），甚至在1968年，它的结构和团结都受到了严重动摇。警察、CRS、流动警卫、宪兵都服从了，而且服从得很好，街垒上的示威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甚至没有开过一枪（参见格里莫省长的回忆录）；至于军队，他们把车放在朗布依埃森林的树下，没有显示它的力量，没有去影响骚乱。
　　因此，认为国家“顾名思义被阶级斗争所贯穿”，就是把自己的一厢情愿当作现实。它是把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影响，甚至是深刻的影响，或阶级斗争的痕迹当作阶级斗争本身。但是，准确地说，我认为，国家，在它的核心，也就是它的物质、政治、警察和高级行政干预的力量，在最大程度上是为了不受阶级斗争的影响或“贯穿”。它成功了，而且非常成功，这一点非常明显，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意大利，从葛兰西开始，正在发展一种关于国家的弱点或不存在的理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它在实现这一点上的困难有时显而易见：但事实是，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在我们中间还是在苏联，而且手段非常相似。有时会出现国家机器的某些人员的罢工，但这不是所有的罢工，而且从来没有在国家的实际中心进行过罢工，这些不满的表现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安全的耳光，也是一种警告系统，它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整顿，导致一些口号：国家公务员必须得到更多的报酬，或者必须改善行政服务，使他们更好地与公众接触，行政手续必须简化（吉斯卡尔本人，国家元首，都在这些令人放心的公式中强调他们的作用，无论人们怎么说）。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重申，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是“工具”的公式，国家是从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以便更好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公式，决不能放弃。
　　同样可以说，因为需要表述仪器，或者机器，我们仍然要停留于术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