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阿尔都塞 -> 《保卫马克思》（1965年）
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
我这里想简单谈谈“真正人道主义”[1]一词。
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真正”作修饰语。就词义而言，它与非真正的人道主义，与理想的、抽象的、思辨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相对立。关于这后一类人道主义，真正人道主义只是把它们当作参考形式，它们的抽象性、非实在性等等都是为真正人道主义所不取的。总之，在新人道主义看来，旧人道主义纯属抽象和幻想。其所以是幻想，因为旧人道主义追求的是一个非实在的目标，它包含的对象不是实在的对象。
真正人道主义自命是以实在对象为内容的人道主义，而不是以抽象对象或思辨对象为内容的人道主义。
然而，这个定义依旧是消极的。它只是说真正人道主义不接受某些内容，却没有提供新内容本身。真正人道主义所要求的内容不在人道主义的概念或“真正”的概念之中，而在这两个概念之外。真正是个指示修饰词。它指出，为了求得新人道主义的内容，必须到社会、国家等现实中去寻找。因此，真正人道主义的概念虽然同作为其理论参考形式的人道主义概念相联系，但由于它赋予自己以具体的、实在的对象，由于它不接受人道主义概念的抽象对象，它又与人道主义概念相对立。真正一词起着双重的作用。作为消极职能，这个概念揭露了旧人道主义的理想性和抽象性；同时，作为积极职能，它确定了新人道主义从中找到其内容的外部现实（对旧人道主义说来是外部的现实）。但是，“真正”一词的这种积极职能不是认识的积极职能，而是实际指示的积极职能。
用以把旧人道主义改变为真正人道主义的这个“现实”究竟是什么？它是社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甚至说，非抽象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如果把这句话当作完整的定义单从字面上去解释，它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里不妨可以试试。我们会发现，单从字面去解释这句话，除了绕弯子以外，什么也解释不了：“关于与人的概念和人道主义概念不相符合、但又与这些概念有间接联系的现实，谁如果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那么它不是抽象的本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绕弯子的话立即显现出人的概念与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的不相符合。在人和社会关系总和这两种说法之间，当然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定义中却看不出来，因而它不是定义的关系，也不是认识的关系。
这种不相符合的关系毕竟是有意义的；它有一种实际意义。它显然指出，有一个行动需要去完成，有一项转移需要去进行。它意味着，为了通过寻找实在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找到和接触到以上所说的现实，必须走向社会并分析社会关系的总和。我甚至认为，在真正人道主义中，“真正”是个实际的概念；它等于是个指示“信号”，是个路标，它“指出”应该进行什么运动，朝什么方向和为达到什么目的地而转移，以便不悬在抽象的空中，而脚踏在实在的地上。“此路通向实在！”在这个路标的引导下，我们便着手研究社会、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真正可能条件。
就在那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件令人惊奇的怪事：在这一转移真正地完成后，当我们对实在对象着手科学分析时，我们却发现，对具体的人（实在的人）的认识，即对社会关系总和的认识，只是在摆脱人的概念（转移前的理论表述中的含义）的一切理论帮助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从科学的角度看，人这个概念是无用的，这并非因为它的抽象，而是因为它的不科学。为了思考社会的实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实在，我们必须来一次彻底的转移，不仅是位置的移动（从抽象到具体），而且是概念的转移（更换基本概念！）。在马克思用以思考实在的概念中（真正人道主义指出，人道主义应面向实在），以理论概念出现的不再是人的概念或人道主义的概念，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崭新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了以下的奇怪现象：向我们指出转移目的地的实际概念在转移过程中消失了，向我们指出研究方向的概念在研究中也不再出现了。
这是新的总问题诞生时出现的过渡和断裂所特有的现象。在思想发展史的某些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内在不平衡性为特点的实践概念的出现。一方面，它们属于为它们充当“理论”参考的意识形态的旧领域（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它们又属于为它们指出方向、要它们向实在转移的那个新领域。由于第一方面，它们仍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们的参考领域的“理论”意义）；由于第二方面，它们只是作为信号而具有指示方向和目的地的实际意义，但不提供恰当的概念。我们依旧停留在原来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靠近了它的边界，一块界碑向我们指出边界对面的方向和目的地。“请越过边界，朝社会的方向前进，你将会找到实在。”界碑还是树在意识形态这一边，上面那段话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所写的，虽然其中夹杂着几个“新”词。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写反对意识形态的话，这在费尔巴哈著作中十分突出：“具体”、“实在”都是在意识形态中用以表达反对意识形态的字眼。
尽管你不断地反复说：具体！具体！实在！实在！你仍可能永远停留在边界线上。费尔巴哈正是这样。他还谈到社会和国家，无休止地议论实在的人、有需求的人和具体的人，而这样的人无非是发展了的人的需求、政治和工业的总和。他满足于玩弄实在这个字眼，但他从这字眼的具体含义中只看到他所要求实现的那种人的形象（费尔巴哈还说，实在的人是社会，是定义与概念相符合的社会，因为在他看来，社会无非是人类本质在社会每个历史阶段中的逐步表现）。
相反，你可以当真越过边界，进入实在的领域，并且如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认真地去研究实在。那时候，信号已经起到了它的实践作用。它仍停留在原来的领域里，停留在由于转移而已被抛弃了的领域里。从此，你单独面对着你的实在对象，你不得不要制造为思考实在对象所必需的和合适的概念，你不得不看到，原来的旧概念，特别是关于实在的人或真正人道主义的概念不能使你思考人的实在，而为了达到这个尚未达到的直接目的，必须像达到所有其他认识一样走长段的弯路。你已经抛弃了旧领域和旧概念，已经进入了新领域，新领域中的新概念将赋予你认识。这就标志着你的确已更换了立场和总问题，从此便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正在发展中的科学的事业。
难道我们注定要重复相同的经历吗？真正人道主义今天可以是个纲领性的口号，用以表明不接受只在演说中存在而在现实制度中不存在的抽象“人道主义”，或至多可以是个实际的指示信号，用以指出在人道主义的彼岸，存在着一种尚未真正实现但可望实现的现实。它是人们渴望把人道主义在生活中付诸实现的纲领。发自内心的拒绝、真诚的愿望、克服尚未克服的障碍的迫切心情全都以自己的形式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概念中得到体现。这是十分清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历史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如果某些人重走他们先辈的“老路”，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共产党人认真地研究人道主义愿望的真实意义，研究这一实际概念所指出的现实，这肯定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人在含义不清的意识形态形式（在意识形态形式中，或者这种愿望，或者新的经验得到了表达）和他们自己的理论概念（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制造一些适应当代实践变迁的新概念）之间有所徘徊，这肯定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不应忘记，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的界线早在一百二十年前已被马克思所跨越；这一伟大创举和伟大发现已记录在他的著作之中，已被纳入一种认识的概念体系之中，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世界的面目和历史的面目已逐渐有了改变。我们时刻不能和不应放弃这一不可替代的成果和理论宝藏，它的丰富蕴藏我们至今远没有完全用完。我们不应忘记，不能为了解释当代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为了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基础和在政治上及意识形态上实行必要的变通，而使我们退回到已得成果的此岸，退回到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这条还不确定的界线。我们可以帮助那些靠近这条界线的人越过它，但我们必须自己先跨过去，并在我们的概念里记下这一越界的不可逆转的结果。
对我们说来，“实在”不是一个理论口号：实在是真实存在的、不受其认识制约的、但只能被其认识所确定的对象。在这方面，即从理论上看，实在与认识实在的手段是结合在一起的；实在就是已被认识和将被认识的真实的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象，是以马克思和列宁的伟大理论发现为标志的对象，在这广阔、生动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领域中，人类历史的各种事件从此就能被人的实践所掌握，因为这些事件服从于人们认识事件的概念。
根据人们在理论上赋予真正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不同的地位，它们可以是一种确认的对象，也可以是一种误解的对象；我指出这一点无非是想说：只要它担负恰如其分的职能而不与任何其他职能相混淆，它就能充当意识形态的、实际的口号；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自夸具有理论概念的属性。我还想说，这个口号本身不能说明自己，它至多能指出在它以外的什么地点可以找到这种认识。我想说，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实际概念的夸大可能使马克思主义退回到边界的此岸，甚至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受到障碍和成为不可能，而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正是要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简单地说，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都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对于解决真实问题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真实问题一旦被认识了，就可以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来：它们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应采取什么形式予以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提出和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直言不讳地使用它们的科学名称。人道主义的口号没有理论价值，但有实际指示的价值。我们必须研究具体问题本身，认识这些问题，以便实现马克思认为必然要实现的历史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避免用任何只具有实际职能的字眼去不恰当地代替理论职能，而应使这些字眼在完成其实际职能的同时，从理论场所中消失。
1965年1月
【注释】
[1] “真正人道主义”的概念是J.桑普汉在《光明》报58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参见《新评论》杂志1965年3月164期）的基本论据，也是从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中借用的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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